在我国近代历史长河中，青岛曾一度成为日本侨民密集聚居的要地之一。众多日本侨民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使得这座城市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染。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实则是对青岛的严重侵害与摧残。正是在这片土地上，1932年1月12日，一场震惊全国的日本侨民暴动事件突然爆发，险些触发中日之间的严重对立。
一、“韩国不亡”新闻引发热议
继德国殖民统治之后，日本在1914年至1922年对青岛实行了长达8年的占领。直至1922年12月10日，青岛才重归祖国怀抱。此后，直至1929年春季，青岛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当时，设在青岛的最高行政机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亦称胶澳商埠局）——在面对嚣张跋扈、气焰嚣张的日本侨民时，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以维持一种勉力维系的安宁状态。
北洋军阀对青岛的管控不过是转瞬即逝。1927年，国民党新军阀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翌年4月，便接管了青岛，并将其晋升为“特别市”。尽管后来去除了“特别”这一前缀，将名称定改为“市”，但青岛作为“院辖市”的地位始终未变。
1931年，那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自此，中国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山河沦陷、国家遭遇苦难的时刻，青岛的战略重要性迅速跃然纸上，成为了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介于1931年东北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之间，1932年1月12日，青岛遭遇了日本侨民的暴动事件。
遭日侨纵火焚毁的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大楼，其外景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一切要从1932年1月9日在青岛出版的一份报纸说起。那一天，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办的《民国日报》，登载了一篇“既小又大”的文章，题目是《韩国不亡，义士李霍索炸日皇未遂——炸弹落车后仅马惊伤身旁尚准备炸弹一枚》。说小，是其篇幅小：新年期间，日皇在阅兵仪式后返回宫殿途中，一名朝鲜人向其乘坐的马车投掷炸弹，炸弹却落在马车后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仅有马匹受惊受伤。行凶者已被逮捕，据称系一名三十二岁的朝鲜人，名叫李霍索，现化名朝山。在其身上搜查时，又发现了一枚炸弹。（广）文章虽简短，但其蕴含的意义却非同小可。标题中的“韩国不亡”“义士”等字眼，激起了在青岛的日侨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天皇的“大不敬”，是对他们无法容忍的挑衅。这个本就暗潮汹涌、危机四伏的“火药桶”就此被点燃，青岛瞬间陷入了一片动荡与未知之中。
二、沈鸿烈在“抗日救亡”语境中。
众多日侨如同被注入了强心剂，一听到风声便迅速行动，络绎不绝地汇集至湖北路17号的“居留民团”。那栋建筑顿时显得阴森可怖，仿佛暗藏杀机，阴影重重。
突发危机席卷而至，身为青岛市代理市长的沈鸿烈，面临怎样的抉择与去向呢？
沈鸿烈（1882—1969年），字成章，湖北天门人士，早年远赴日本深造，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关系深厚，堪称东北海军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26年，他便率领东北海军的一部分力量进驻青岛。此后，他在青岛与奉天（今沈阳）之间来回穿梭，行踪不定。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次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对青岛的全面接管。起初，作为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沈鸿烈在青岛仅负责海军事务。然而，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他最终接管了青岛的市政工作。这一转折点，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背景下，沈鸿烈与青岛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鸿烈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青岛自然不能置身事外。1930年才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成为振臂一呼、抗日救亡的主阵地。其学生组织了南下请愿团，直奔南京，抒发心声。1931年1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礼堂以“训话”名义接见了请愿团，作出“三年之内如不收复失地，当割蒋某之头以谢天下”的伪善承诺。第二天，青岛大学学生返校。这场学潮，让蒋介石颜面尽失，意识到青岛非同小可，需要甄选一个能让他放心、也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人物来控制局面。留学过日本、为人处事平和稳重且八面玲珑的东北军重要人物沈鸿烈，跃入了他的视野之中。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沈鸿烈担任青岛市代理市长。紧接着，在1932年1月21日，他又被正式任命为青岛市市长。从“代理”到“正式”，这一转变仅用了36天。在这期间，日本侨民暴动事件爆发。沈鸿烈在此次突发事件的应对中，赢得了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对其治理能力的充分认可，从而得以放手一搏，独当一面，负责治理这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市。他一任就是6年，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烽火蔓延至青岛，沈鸿烈才率领部队撤离，尽管他的职务任命并未被撤销。在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期，在列强环伺、觊觎不已的青岛，沈鸿烈主政6年，实属不易。也正因如此，他在这座城市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
三、居留民团成暴动策源地
鲜为人知的是，那篇引发巨大波澜的《韩国不亡……》新闻报道，并非仅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及《民国日报》独具匠心、别出心裁、擅自决策的产物，实则系遵照上级旨意，乃“奉命而为”。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媒体亦曾发表过类似报道，诸如上海、天津等地，亦曾激起日本方面的抗议，甚至引发侨民骚乱。然而，青岛的情形尤为特殊，当地日侨表现尤为嚣张、寸步不让、闹得更甚一筹。
《民国日报》一经发行，青岛的日本侨民社会团体——日本居留民团便显露出异常的动向。其总部位于湖北路17号，周围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而紧张。日侨们匆匆来去，神情急躁，步履匆匆，气势逼人，杀气渐浓，一场风暴似乎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
作为一市的代理市长，沈鸿烈很快就听到了风声。事发当天，位于太平路的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迅速作出了反应。总领事川越茂立即致函沈鸿烈，提出强烈抗议：“此等记载，明显是有意为之的侮辱，故本馆难以保持沉默，恳请即刻责令该报社，对于该标题的刊登，须表达诚挚的歉意。”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措辞强硬，却也并非毫无余地，仅限于要求“真诚道歉”这一要求。由此可见，代表日本官方的总领事馆，至少在此时并未将这一意外事件升级为一场大规模、全面的战争行动。然而，相较之下，“居留民团”的态度则显得更为激进，他们的要求远不止于“真诚道歉”这样的“简单”和“保守”的补偿，他们渴望掀起风波，最好是能在青岛这一战略要地引发中日之间的战争。
青岛市政府报告：日侨行凶事件
在应对川越茂的抗议后，沈鸿烈陷入了犹豫与挣扎。面对这一棘手局面，经过紧急召集智囊团的研讨，他们认为采取“针对事件处理，避免纷争”的策略为上策。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即1月11日，沈鸿烈与市党部进行协商，决定接受日方的要求，并请求党部予以谅解，以避免进一步的争执。
正当双方行将缔结协议，《民国日报》筹备着公开发表道歉之际，众人未曾预料到，第四日，即1月12日，局势失控的局面终究降临，居留民团发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
午后三点整，逾七百名日侨集结于湖北路十七号，共同商讨应对之策，并决议不受总领事馆“抗议照会”的影响，扩大事态声势。半小时后，数十名日侨纷纷涌上街头，展开示威游行，高举“打倒青岛市党部”、“打倒民国日报”等标语，声势浩大，喧哗不止，并肆意破坏市党部所设的宣传牌，其气焰之嚣张，令人侧目。
一番喧嚣过后，日本侨民重返住所，用膳歇息。随后，日本总领事馆介入，与青岛市政府展开交涉。据《青岛市政府第三号紧急电报》记载，当晚7时，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所谓“达成一致”的具体方案是：《民国日报》须刊登道歉启事，并承诺今后在报道日本相关内容时将严格把控言辞与用语的准确性。双方均如释重负。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一小时后，局势瞬间逆转。
夜幕低垂，风波再起。当夜幕降临至八点钟，日侨代表们再次聚集一堂，对午后的举措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此举尚不足以警示他人，远未达到预期的“杀鸡儆猴”效果，故而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随即，在八点四十分钟时，数百名日侨重振旗鼓，再次涌出隐蔽之地，使得事态进一步升级。
日侨首先涌向中山路上的《民国日报》社，肆无忌惮地破坏，将报社的门窗以及家具等设施尽数损毁。紧接着，他们又闯入太平路市党部大楼，不仅大肆破坏，更行凶伤人，多名现场工作人员遭受殴打。然而，这仍未能平息他们的怒火，一些日本暴徒投掷了早已准备好的燃烧瓶和爆炸物，瞬间点燃了熊熊大火，市党部大楼几乎陷入火海。此刻，时钟指向了9点20分。
彼时，日本海军舰艇正锚泊于青岛前海区域。随着市党部突发火警，五百余名日军随即登陆，迅速在事发现场以及总领事馆、居留民团等关键地点展开部署，声称此举旨在“保护侨民”。
这场暴乱对我国的损害颇为严重，损失金额竟高达六十万元！根据《青岛市志·外事志/侨务志》的记载，日本侨民纠集多人，肆无忌惮地焚烧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并捣毁了《民国日报》社，骚乱持续了一整夜。此次事件中，房产、机械设备以及各类物品的总损失额达到了五万九千五百六十元二角九分。
四、“生不逢时”的阴谋终告破灭。
青岛遭遇日侨骚乱的讯息迅速传遍各地。据最新研究揭示，1月12日晚，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已接到来自青岛的紧急报告。在那个信息传播方式较为简陋的时代，这样的传递速度可谓迅速之至。
天亮以后，彻夜未眠的沈鸿烈采取了两手对策：一手“武”，命令驻防青岛的海军第三舰队在严密监视日本军舰的同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以为威慑，控制事态，命令警察加强巡防，但力求克制，据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1月14日的报道《青案外部将提抗议》：“我警察出防，均未携带武器，以免引发冲突。”另一方面，他运用“文治”策略，对总领事馆和居留民团同时展开斗智斗勇的交涉与谈判。相较之下，这“文治”的策略实则更为艰难。正如“弱国无外交”所言，面对蛮横的日本侨民及外交官，此时沈鸿烈的策略表现得尤为鲜明。
沈鸿烈（前排居中左侧）、韩复榘（前排居中右侧）与来访的日本海军高级将领，于彼时青岛市政府留下了合影留念。
日侨比外交官更加不可理喻。13日早上8点和下午1点30分，日侨先后两次聚众包围位于沂水路上的青岛市政府，提出的诉求十分苛刻。据1月15日《中央日报》报道，日侨的诉求主要有3条：“一、撤销青市党部；二、永久禁止青岛《民国日报》的发行；三、要求沈鸿烈亲自向日方致歉。”
起初，外交官们尚能保持一定的克制与理性，并未如侨民那般，急于将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置于绝境。13日午时，日本驻青总领事馆向青岛市政府发出一封函件，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一）市政府需以书面形式正式表达歉意；（二）《民国日报》的社长须发表道歉启事；（三）市政府应责令《民国日报》停刊十天，并更换那些发表不敬言论的编辑人员；（四）当《民国日报》复刊之际，应刊登更正不敬言论的标题及措辞不当的道歉启事。
13日午后，沈鸿烈亲自前往日本驻青总领事馆，进行现场道歉，并郑重承诺将《民国日报》暂停发行10日，以便进行必要的整顿。
当日黄昏时分，青岛市政府向日本总领事馆发出公函。函中明确指出，一方面，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撤出青岛，并严正声明青岛市的治安管理权完全归属中方，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另一方面，对日侨的暴力行为予以强烈谴责，表示“深表遗憾”。同时，中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要求，包括要求日方道歉、追究肇事者责任、赔偿损失，以及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亦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了抗议照会，强烈要求其遵照青岛市政府的要求，即刻向日本驻青总领事馆下达执行令。
至此，中国方面主要依据与日本外交官所签订的条款，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在一日之间，局势便发生了逆转。在侨民群体中强势且偏激的鼓动、煽惑，甚至民意被绑架的情况下，日本外交官的立场也变得越发坚定，使得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和险恶。
14日，于青岛市政府的宏伟会议室中，沈鸿烈领衔一众军政高级官员，与日本外交使节及侨民代表展开了新一轮的面对面交涉与磋商。双方你来我往，言辞锋利，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不断，最终日方代表“心满意足”地离场。然而，关于沈鸿烈究竟是如何使得日方代表“心满意足”离去的，查阅史料，多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之处。尽管如此，后续的发展态势表明，这场谈判的进行并非轻松之举，沈鸿烈很可能在谈判过程中做出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度的妥协与让步。
16日，青岛市党部正式致信青岛市政府，宣布自当日起暂停运作，而《民国日报》亦宣告无限期停刊，标志着该报纸的终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党部在经历了变革后亦有所重建。1933年，国民党青岛市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36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得以恢复设立。
18日，随着日军撤退的脚步，原本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逐渐趋于平缓。
面对中方提出的四项诉求，日方坚决拒绝，寸步不让。在我国的持续追问与强烈敦促下，1月21日，日方终于有所回应，其驻青岛总领事馆向青岛市政府发出公函，声称此次事件完全是由于《民国日报》报道了不敬内容、我国“取缔不力”所致，日方绝无可能满足我国提出的四项条件。从这封公函中，不难窥见日方的狡诈与蛮横态度：“本案发生当天，贵市政府未能充分履行维护治安的职责，导致事件发生。本案的根源在于贵市政府的失职，因此，责任理应由贵市政府承担，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贵方却反过来质问我们的责任，并提出各种赔偿要求，这无疑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种倒打一耙、蛮横无理的行为，以及种种无耻与卑劣的表现，无不跃然纸上，令人愤慨。
在接到相关函件后，我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期间可能是在慎重考虑应采取的立场和措辞。直到24日，青岛市政府向日本驻青总领事馆发出了一封正式公函，对日方的不当辩解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该报道中提及的事件与焚毁党部事件分属两事。在事件发生期间，社会秩序混乱持续了一整夜，贵方为何对此置若罔闻，那些声称负有责任的人究竟在哪里？除了要求明确告知惩处凶手的情况外，本府对于道歉、赔偿和保证等方面的要求，请立即予以执行！”
双方你来我往，如此往复，历经多时，此案最终还是无果而终。不可否认，当时中日双方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将此事视作“局部问题”，不愿将其扩大化。
然而，该事件却带来了一项未曾预料的恶果：南京国民政府滋生出麻痹与轻敌的心态，朝野上下弥漫着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氛围，盲目地断言，日本并无深究，不会对某一局部区域或偶发事件过度渲染，不会无休止地纠缠不放，蓄意扩大事态。因此，风波过后不久，即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布了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的命令。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一周后，上海便爆发了一·二八事变；五年之后的1937年，七七事变再次爆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真正站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最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迎来了新生，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因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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